印刷廣告產業報導

唐士哲



社工

MJ念大三時，用父親給他的8釐米攝影機拍自己的祖母，首支作品得到了金穗獎。退伍後，他進入傳播公司工作。在民主狂飆的1990年代初，他幫當時民進黨拍首屆總統民選的競選廣告，也幫電視新聞台拍攝美麗島紀錄片。

他也一頭捲進初甦醒的勞工抗爭意識的歷史漩渦中。和羅興階記錄嘉隆紡織廠的關廠爭議，他花了半年時間蹲點。在示威抗議的女工們與警方對峙時，持攝影機的MJ與女工們一起遭警察圍堵，混亂中看到成為華視記者的大學同學，站在至高點上「客觀」的報導警方與女工的對峙。當東南亞移工的人權還沒有成為「議題」時，MJ和李道明踏上溯源之旅，跟著在台北捷運工作的泰勞們，由工地一路回到他們的源出社會。

在紀錄片成為「院線片」，或在各種主題影展中成為專題討論的作品的這十年間，MJ作為紀錄片的「作者」角色轉趨隱晦。開始拍片兼教書後，他稱自己是紀錄片社工──與其持攝影機以弱勢階級的代言人自居，他認為不如將攝影機交給他們，讓他們自己發聲。現在的他，三不五時瀏覽國外二手影音器材網站，搜尋便宜但堪用的設備。折扣買來的設備，則與學生或友人分享。

MJ「主動」借給我了一台長得像手機的攝影機。機身附有一像瑞士刀的隱藏式USB插頭，按鈕一按便彈出，將插頭插入電腦，不需轉檔，拍攝的影像便可源源輸入電腦中。MJ說只要再加上簡單的剪輯軟體，人人皆可成為影像工作者。我因為怕弄壞機器而想婉拒，他說這台是在網站標到的二手機器：「壞了就丟，不用感到可惜。」

對他而言，紀錄片猶如我手邊的這台攝影機器：是工具。

你也可以拍！

午宴結束後，黃校長送走了獅子會的叔叔阿姨們。卸下餐宴時的面面俱到，黃校長喲喝MJ和我到校長室喝咖啡聊聊。空闊的校長室內沒有冷氣，門總是敞開著，學生老師們進進出出，像在走灶腳！黃校長拿出東山咖啡農栽種的咖啡出來待客。「沒辦法，不是古坑咖啡，工錢又壓不下來，並不好賣！」但沒賣點的咖啡不減香醇，好客的黃校長一杯接著一杯倒，咖啡喝成了老人茶。

聊天過程中，東原隔壁的青山國小兩個體育老師探頭進來打招呼，隨即被黃校長拉進來擺龍門陣。黃校長戲稱青山是東原的「上線」，因為少一個畢業生到東原報到，東原就少一個學生。週五下午是東原社團的團練時間，我們的聊天伴隨著不遠處鼓隊節奏畫一的咚咚鼓聲。

兩位體育老師是蔡老師與黃老師，他們在青山國小教書兼帶籃球校隊。蔡老師在青山已教了幾年書，黃老師則是剛到校服務。蔡老師喜歡帶小朋友嘗試一些新事物，因此有同事冷言冷語，嫌他搞東搞西，他常感到孤掌難鳴，一直到熱情積極的黃老師來到青山，他才找到繼續待在青山教書的動力。蔡老師開玩笑的對黃老師說：「你要離開青山，我也不想待了！」。在東山附近的國中、小學，老師常是來來去去。多則兩、三年，少則一年。新面孔來來去去，汰換的速度很快，若是年輕剛畢業的老師還好，因為學生還能遇到對教育懷抱熱情憧憬的老師。一些年屆退休而自願請調到這個地方的資深老師，為的是圖個清閒，因此也成了蔡老師挫折感的來源。

蔡老師與黃老師想幫籃球隊的小六畢業生拍些東西，讓他們留作紀念。他們想到拍一部關於籃球的劇情短片，劇本、分鏡、演員都有了，也借來了一台DV，但是卻不知道拍好後如何轉檔及後製剪輯。知道東原有設備有人才，正想來討救兵，就遇到了MJ。黃校長趕忙介紹彼此認識後，MJ隨即拿出一台柯達簡便型錄影機。「用這個好，操作簡單又不用轉檔！」當下上起了課。兩位老師看了現場示範，嘖嘖稱奇。由於他們也沒有電腦剪輯軟體，MJ隨即表示他有一套比繪聲繪影更簡單好用的電腦剪輯軟體可以提供。「很好學，我改天帶來幫你們裝。」隨即約好下週六碰面，安裝加教學一次解決。

小發財車噗噗駛離東原，沿著來時的山路往東山方向行進。過了幾個彎道，我赫然發現國道三號原來就在學校不遠處。筆直的國道上，夕陽餘光映照一輛一輛飛速駛過的轎車，幾乎讓人難聯想就在路橋下不遠處，藏身一個賣力擺脫社會結構性排除，不讓學生因社區的邊緣化而被剝奪受教權利的偏鄉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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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討論紀錄片影像的再現政治時，Paula Rabinowitz舉貧窮為例說道：「如果說中產階級掌握了深度，窮人則正好住在深度底部」。所謂深度，說穿了就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分處兩個世界。不管藉由影像再現窮人的動機是出於社會控制、人道關懷，或者對不公義社會結構的批判，正因為三餐求溫飽都難的窮人，是無緣掌握攝影機的，因此貧窮的影像紀錄，總免不了不被質疑鏡頭下的弱勢群體，除了「被呈現」外，真正得到什麼。Rabinowitz這段話，一語道盡紀錄片作者與被拍攝者間，難以跨越的權力藩籬。

然而攝錄技術與成本門檻的大幅降低，似乎成了救贖，也昭告了藩籬跨越的可能。當手機可以攝影，而簡易型攝影機就像手機一樣便宜時，影像似乎隨著器材近用更平民化，而「深度」的階級分野隱義，也不再是紀錄片無法逃脫的宿命。隨著攝影機操作、剪輯軟體的使用，甚至影片公開的管道不再有門檻，紀錄片作為一類型，似乎與家庭電影、手機自拍、學生實習作業，甚至監視器畫面有更多相互流動的可能；掌握意義或詮釋權的，也不再僅是「專業」的影像工作者或紀錄片導演。

從這裡似乎可以看到紀實影像的社會實踐改變的可能。MJ在東原自詡為社工，等同放棄獨斷影像銓釋深度的作者身份，除了教學生們使用攝影機，設法讓他們有設備，同時他的技能成為幫助偏鄉國中克服辦學困境的宣傳工具。相同的工具化企圖，也是為何郭明珠在拍完「環亞罷工90小時」與「天線寶寶之停車暫借問」兩部與工運相關的作品後，仍謙稱不是紀錄片導演，而兩部作品的勞教教材意涵，更甚於紀錄片。而新移民姊妹完成的「姊妹，賣冬瓜！」則除了企圖掌握影像詮釋權，更像是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培力、社運串連的工具。

這些將拍片工具化，以驅使影像為特定社會目的服務的例子，些許鬆動了紀錄片以「創作者」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發行、映演與評論體系，然而，它們卻使得紀實影像更入世，更貼近一種培力的社會實踐可能。

文章來源: 台灣立報